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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韋伯的新教倫理觀

作者:未知

  【摘 要】 宗教社會學是一門西方傳入的重要學科,而馬克斯韋伯則是該學科的鼻祖。本文從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入手,分析了韋伯的新教倫理觀,通過對韋伯比較方法的研究,討論了基督新教,加爾文派與理性資本主義誕生的關系。
  【關鍵詞】 基督新教 加爾文派 理性資本主義
  在西方社會學發展史上,馬克斯韋伯大名鼎鼎。韋伯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即近代西方文明何以具有顯著的理性特質,或者說合理性何以成為西方近代文明的特色。這種特征表現在西方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經濟,法律,宗教,藝術等等方面。具體而言,行政的階層化,法律的系統和形式化,甚至音樂的作曲和交響樂團的組合,都可視為這一特征的具體表現。
  關于韋伯的合理性概念歷來有爭議,不管其只意味工具理性或者也包含價值理性,至少其具有知識專門化和技術分工化的涵義乃毫無疑問。合理性發展的結果必定是效率與生產率的提高,但這種趨勢并不一定對人類的福祉有所助益。但是在當時這種獨特的合理性卻在西方文明獲得前所未有的發揮,最明顯的表現為西方近代科學的建立和資本主義的興起。
  首先,西方近代科學固然在技術層面給人類生活帶來有目共睹的方便,但另一方面,由于大自然的神秘性被揭露,世界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性,人類原本的信仰或說精神的啟示蕩然無存。韋伯認為,人類終究是追尋意義的動物;世界既然失去了原有的意義的憑借,人類不得不再次為自身編制意義的網絡,以求得安身立命之所。因此雅斯貝爾斯稱韋伯為存在主義的先驅者,的確有所洞見。
  為了探討近代資本主義產生的精神驅動力,韋伯于1904和1905年發表了一連串的文章命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是韋伯最有名也是最富于爭論的著作。該書的精彩之處在于,韋伯利用了繁復細致的論證來說明貌似合乎理性的資本主義運作制度,背后卻由一套不合理的新教倫理所支撐。
  在16、17世紀的歐洲,除了北意大利、法國等天主教區域外,某些改信新教的地區,如荷蘭、英格蘭的商業經濟有相當顯著的發展,而這些經濟活動的發展,被認為是近代資本主義萌芽的象征。對于韋伯而言,他想要了解的是:宗教在促成這一蓬勃發展的商業活動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抑制或者促進了這一經濟形態的發展?即韋伯試圖界定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聯。
  在宗教改革前,基督教神學對俗世生活,尤其是經濟行為,一般抱有鄙視的態度,天國才是虔誠的基督徒應該向往的樂園。托馬斯阿奎那就認為工作只是為了維持個人與群體的生存,俗世的活動若非為了信仰的生命就毫無價值。在中古時期,一個基督徒關心的僅僅是來世而非現世,因此俗世的成就并非價值的來源,但這種情況在宗教改革后則有明顯變化,俗世活動獲得了宗教上的肯定。
  在宗教改革中,以路德和加爾文所領導的教派最具有代表性。路德教派在促成資本主義的興起方面并不占有首要地位。因為在路德倡導的教義中,俗世的改造仍未受到重視。雖然他也攻擊傳統教會,主張直接閱讀圣經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贖,但他的關注點仍然是來世的靈魂救贖方面。相對的,加爾文教則不然,天國雖然仍為最終的向往,但為了榮耀上帝的存在,必須實踐俗世的責任,改造世界。
  加爾文認為基督徒不僅需要內心的召喚,還需要實踐俗世的責任。加爾文一項重要的教義為預選說,在韋伯看來,它是通向資本主義觀念的橋梁。預選說強調,人是否會得救,上帝早已決定,人類的意志與努力絲毫不能改變上帝最初的決定,倘若人的智慧可以窺測上帝的意旨、人的努力可以改變上帝的計劃,則上帝原定的宇宙秩序會為之破壞無疑,世界將變得不可捉摸,所以即使最虔誠的信徒也不能改變原來已經被決定的命運。加爾文不相信教會或者懺悔的制度,因此在個人與上帝之間并無任何中間媒介,人人必須直面上帝。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是絕對的孤獨。
  按韋伯的想法,作為一個內心渴望得救的加爾文教信徒,他的焦慮必然是巨大的。一方面,他固然希望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但另一方面,他卻無法知曉。其所能努力的,只能是由俗世的努力或者成功來證明上帝的存在,以現實的成就來肯定上帝對自己的恩寵。
  因此,加爾文教徒必須實踐召喚以克天職,這種召喚被視為上帝的恩典的象征。在現世之中,教徒努力工作,求取俗世的成就來榮耀上帝。因而在企業中,應該以最合理的方式來謀取最大利潤。為了達到合理的經濟,就涉及企業的規劃,例如私人財產和公司財產的分離、計劃性的投資、有效的商業組織、簿記制度的建立等,這些都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特征。由于勤奮努力與理性經營的結合,使得加爾文教徒致富很快。加上宗教倫理的約束,使他們不敢放縱享受,財富對他們而言,不過是榮耀上帝的恩寵,他們乃是為了上帝保管這些財產。
  綜上所述,新教倫理一書指出,近代資本主義合理經營的態度,最初乃是源于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派的宗教倫理驅策所導致。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初,宗教與資本主義經常處于對立狀態,更難以體會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真相:一種強烈追求救贖的精神卻無意中產生了合理的理性企業精神。
  【參考文獻】
  [1] 馬克斯·韋伯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于曉、陳維鋼等譯,三聯書店1987年第一版。
  [2] 孫宗偉:《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4期。
  [3] 王澤應:《韋伯的新教倫理與儒家倫理比論》[J],《蘇州鐵道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2年第3期。
  [4] 文榮:《文化變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J],《世界歷史》2000年第3期。
  [5] 桑紅:《從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看宗教與現代化的關系》[J],《寧夏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作者簡介:崔健(1990—),男,漢族,天津人,研究生在讀。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專業,研究方向:西方史學史與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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